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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38年5月，**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、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，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，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。

    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，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“锄奸委员会”，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。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，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、街道、工厂、学校、合作社、机关、团体、部队，设立秘密的“工作网”，作为保卫机关的“耳目”，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。

    延安的情报、保卫界有一个侦察奇才，被**称为“延安的福尔摩斯”，他就是边区保安处侦察科科长陈泊（原名卢茂焕，又名布鲁）。

    陈泊工作思路开阔，他大胆提出，搞情报工作要“化敌为我，化我为敌”。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，制定了“化敌为我服务”的方针，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，强调重视建立内线、强调重视上层，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。

    潘小安在延安受训时，就悄悄地问过周兴，韩行究竟是不是延安派出去的红色特工。

    周兴是这样回答潘小安的：“不是。但是韩行这个人挺有意思的，我们早就注意到他了。他是个有军统外衣的可以依赖的朋友。”

    潘小安听了周兴的回答后，有两种想法。一种想法是韩行就是延安方面派出去的特工，只是出于保密，周兴不能说。二是连周兴都说了，韩行是可以依赖的朋友，那么就更加对韩行信认无疑了。

    潘小安担任情报处长后，感到责任非常重大，他的脑中回旋着陈泊的工作方式。他想到了他的结拜大哥就是聊城军统站的副站长赵洪武，首先要从赵洪武身上打开突破口。

    倪时迁晚上闲着无事，到冠县的街上溜达，进了一家小饭馆，吃饱了喝足了还不拿钱。老板急了，拖住倪进迁非要拿钱不行。倪时迁脾气不好，上来了倔驴劲，把老板暴打一顿。恰巧巡逻队赶到，把倪时迁抓了起来，关了禁闭。

    大姐张大千去领他，劝他说：“倪时迁呀，你也算个老兵了，怎么能随便进馆子不拿钱呢？再说，部队上有纪律，不能随便喝酒，你一下子就违犯了两条军纪。”

    倪时迁大声地嚷嚷着说：“这些纪律我受够了，不让吃这，不让喝那，还不许随便使出手艺（那当然是三只手的手艺了），这些苦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那活着还有个什么劲，干脆开除我算了。开除了我，我活得还自在些。”

    张大千又教育了他一番，他还是不听。

    巡逻队只好继续关他的禁闭。

    说实话，禁闭的小屋真是关不住倪时迁，半夜里倪进迁逃跑了。冠县城门口晚上宵禁，不让出城门。倪时迁有的是办法，从旁边的商铺里偷了根绳子，悄悄溜出了城门。出了冠县城后，却不料遇到了城外的巡逻哨，巡逻哨一看有人逃出城，大喊道：“什么人，站住！再不站住就开枪了。”

    倪时迁撒开腿就跑，跑着跑着，前边又有人拿上枪堵上了。倪时迁没有办法，只得施展开了功夫，打伤了前面的人，落荒而逃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这个恶**件层层上报，最后报到了政治部。政治部最后的指示是，开除军级，逮捕法办。

    冠县的城墙上贴上了一系列恶性案件的告示，除了一些抢劫案，杀人案和强奸案外，还有倪时迁的这个案子。

    倪时迁无处可去，只得到了聊城，找到了赵洪武的当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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