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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酒过三巡，寒暄了一番，范筑先说：“大喜呀，大喜呀，我们的制药厂能生产了青霉素，这多亏了项经理呀，是你日夜操劳，才使制药厂有了今天的成绩。”

    项松茂急忙推辞说：“哪里呀，哪里呀，要是没有韩局长的技术，要是没有韩局长的设备，我上哪里生产青霉素去呀，要说有功，那还得指望韩局长呀。”

    韩行笑了笑说：“项经理不要谦虚，要是没有你这个西药大王的经验，这个青霉素也是生产不出来的。我虽然名义上是占着60%的股份，其实老大是范专员，只有他才代表着真正的大股东。”

    范筑先一捋胡子笑了笑说：“我都六七老十了，要这么钱干什么？还不都是抗日的钱，青霉素挣的所有的钱，都要为抗日服务。”

    张维翰也笑了：“青霉素生产成功了，我的心里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这里挣了钱，再把钱投到军火上去。这样，我们全盘皆活了。”

    又喝了三杯酒后，范筑先捋了捋胡子，又说：“我们互相吹捧了一伙，什么事也不当，那也就是心里高兴高兴。也该进入正题了，大家说说吧，这青霉素到底应该多少钱一支？”

    张维翰说：“反正世界上也没有青霉素，干脆就定得高一点，要以我说，三毛钱一支吧！”

    范筑先瞪了张维翰一眼说：“你真是牵着个狼狗瞎转悠，玩狠的了。”

    韩行心里好笑，也知道青霉素当时卖到多少钱一支，但是在诚实的鲁西人看来，三毛钱一支，那就是和明着抢人家钱财一样，心里实在是难以承受，也只好逗趣地说：“三毛钱一支，太坑人了，粮食才多少钱一斤呀，也就是几分钱，中央军的津贴才多少钱呀，也就是才七八块钱。我看，一毛钱一支算啦！”

    范筑先听到韩行说这句话，又觉得有点儿舍不得：“一毛钱，少点了吧，我们造这个药也不容易，干脆，就二毛钱一支吧！”

    三个人觉得自己的价格定得都符合于自己的心理，就一齐看项松茂，希望这个商人能说出自己的心里价。

    项松茂并不直接说出价格的事儿，而是笑了一笑，先说出了定价的基本原理：“什么是垄断，我们的青霉素就是垄断，现在各国都没有青霉素，我们定价可以高一点儿。再过上一年半载的，可能外国人就生产出来了，我们就不是垄断了，就要和他们比质量比价格，定价要低。再过上一个时期，各国都能生产了，而且供过于求，我们的价格一低再低，几乎要赔本了，就要考虑到改产了，再也不能生产青霉素了。”

    范筑先打断了他的话说：“你就别啰嗦了，啰嗦这么一大套我也听不懂。干脆你就说多少钱一支吧？”

    项松茂不亏为奸商，搞经营的，伸出了一个巴掌，五个手指头。

    范筑先吓了一跳：“五毛钱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想坑死人家啊！”

    张维翰也吃惊地瞪大了眼睛，说：“五毛钱一支，太贵了吧，穷人怎么能看得起病，打得起针。”

    韩行心里好笑，这个项松茂，终于露出他的奸商本质了。

    项松茂笑了一笑，继续晃着五个手指头说：“不是五毛钱一支，而是五块钱一支。”

    范筑先几乎从椅子上蹦了起来，大吼着说：“你这个项经理，简直就没有人味儿，五块钱一支，那就没人能打得起针，这么贵，谁还买我们的药，不行……不行……”

    张维翰也反对说：“简直太离谱了，五毛钱一支就太贵了，你还要卖五块钱一支，比黄金还贵啊！别说穷人了，就是一般的有钱人，光肺痨、花柳病，需要打上几十支，这几十支多少钱啊，就足够倾家荡产的了。”

    韩行也凑热闹说：“五块钱一支太贵了，人家还不骂死我们啊。嫌我们嫌钱都嫌疯了，根本就不管别人的死活！”

    项松茂一时成了三人批判、攻击的对象。

    待大家又大批判了一阵子，项松茂才继续据理力争地说：“现在的社会，医院就从来不是给穷人开的。如果青霉素是外国生产的，它的价格也不会少于这个价，这是高科技商品，不是救济所。如果一个士兵，一个有钱人需要这种药，他是要钱还是要命。我们的产品不光是在中国销售，还要在外国销售，这个价格，就是要由我们中国人来决定，这就是垄断。如果外国人也生产出了这种药，两家竞争，价格就不是我们说了算了。要珍惜这个千金难买的机会，青霉素就是比黄金还要贵呀！”

    韩行从资料上得知，自从有了青霉素，它的价格一直就是五块钱左右一支，而且很长时间供不应求。这就是残酷的现实，物以稀为贵吗！

    于是韩行话头一转，支持项松茂说：“外国需要青霉素，中国的**和敌人日军同样也需要青霉素，我们的产量又有限，只能卖这个价了。我们的军火生产需要大量的金钱，我们的战争需要金钱，开发新的产品也需要金钱，处处需要钱，也只能是从青霉素的利润里往外拿钱再补充到别的地方了。至于穷人和我们的军队需要药，那还不好说吗，灵活点就是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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