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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接着大家又商议参加县政府的成员，除第一科（民政）科长已经礼聘了一名旧人员以外，其余都从政训处同志中推行，推任孙思白为县政府秘书，岳树梅为县政府第二科（财政）科长，其余科员都由服务员们担任。

    管大同一上任，就给这座旧衙门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，上下级之间都是商量着办事。县政府首先提出减薪，那些老职员感到有些惊慌，但是看到县长和科长的薪资削减一半，幅度比他们大得多时，他们又安心了。

    这时候的县政训处服务员可以拿着新县政府开的介绍信，大大方方地分别到城关和四乡的民团中去担任政治指导员。民团的头头们这时候明白了县政府和政训处的关系，都表示“热烈欢迎”，至少表面上工作做得好多了。

    各项工作一开展，原有的政治服务员就不够用了。县政府就拨款开办“寿张县政治人员训练班”，管大同兼校长，林以身任班主任，许法任教务主任，课程主要有：游击战术、政治常识、统一战线、中日战争之前途、帝国主义论等。地方党的赵凤生同志，发动了当地不少进步青年进训练班学习，为**的建设提供了不少后备人才。

    寿张县政府的大门敞开了，如果老百姓来提意见、告状，那是有求必应。但是几千年来，“县衙门朝南开，有理没钱莫进来”的思想贯穿人心，真正的穷人来告状是很少的，倒是前来求见县长的是一些有钱人。

    由于寿张县地跨黄河，所以分为了河北派与河南派。社会上有四大冲突，即信仰冲突、爱情冲突、性格冲突、利益冲突，河北派与河南派有什么冲突呢，那就是利益冲突。彼此为了派粮、派工、官员安排、枪支摊派、县里的好事多少，常常争吵不休，来县里互相说对方的不是，争夺最大的利益。

    河北派的大绅士有姜瑞五、姜次敏、姜益轩（国民党县党部书记）、刘庆锡（城关保安团团长），河南派的有蔡如清、雷殿霆、民团团长王老七。他们两派都有自己的武装，都企图左右县政权，让县政府顺从他们的意图。河北派因为是近水楼台，所以频繁地来县政府纠缠不休，河南派则是紧紧地盯住县政府不放，不让北派分享了他们的权力，逮住你是死缠烂打。

    这不，刘庆锡来找管大同说：“管县长啊，这一阵子，县城一带土匪活动猖獗，请求管县长派我们城关保安团前去剿匪。”

    管大同知道这几天并没有土匪前来捣乱，刘庆锡所谓的前去剿匪，也不过是前来要几个钱而已，只得说：“剿匪好啊，不过匪在哪里，有多少人，得需要多少人前去，花费大约多少。”

    刘庆锡乱说一通，然后递上了一个账单说：“这是我们需要的花费，请管县长过目。”

    管大同接过账单一看，又是枪炮子弹、又是军用服装、又是粮食铺草，最后需要花费一千五百块大洋。

    管大同皱着眉头说：“县政府确实穷啊，上哪里弄这么些钱去。据我所知，这些天来，没听到土匪的什么动静啊！”

    刘庆锡一听说是管县长对他的剿匪计划提出了质疑，当时就耷拉下了脸子。

    正在这时候，河南派的王老七团长又来了，听说了剿匪的这个事情，马上插嘴说：“管县长啊，剿匪的任务给我们吧，我们一千块钱就能完成剿匪大业。”

    刘庆锡一听王老七的话就火了：“我说王团长啊，你捣什么乱。我们剿匪是我们城关附近的事情，关你什么屁事，你还是自扫门前雪，把你那边的事儿办利索了再来说话！”

    王老七当然不服气，说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，这土匪窜过来窜过去的，说不定从你这里又窜到我那里去了。你一千五百块能办成的事儿，我一千块就能办成，这不是给县政府省了钱了吗。碍着你哪根筋疼了，我不和你废话啊！”

    刘庆锡大骂道：“你不和我废话，我还不和你废话呢！真是离了你这个臭鸡蛋，还做不成鸡蛋糕来。”

    于是，两个人大吵一通。当然，剿匪的经费，哪一派也没有给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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